北魏时期，敦煌壁画的整体风格发生了什么变化？

　　北魏时期，敦煌壁画的整体风格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很多读者都比较关心的问题，接下来历史屋小编就和各位读者一起来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

　　较早之十六国和北魏各窟壁画(如275、254、257等窟)感情强烈外露、动态明显夸张的人物造型，以劲细线条勾勒并注重晕染的表现方法，以及用赭红色加散花图案装饰衬底的形式，都明显带有域外的绘画风格。

　　敦煌早期壁画主要包括北凉、北魏、北周和隋五个年代，前后延续近二百年。朝代更替，民族迁徙，政治变革，对于社会思潮，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人们的审美理想，必然会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因而在壁画风格上也必然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

　　北凉壁画，是为适应僧侣修禅观象和善男信女巡礼瞻仰之用，主要内容为说法相、佛传故事和本生故事。如《月光王施头千遍》、《尸毗王割肉贸鸽》、《毗楞竭梨王身钉千钉》等，画面情节较简单。人物造型的特点是：身材短而健壮，身高四五头，面庞丰圆而略长、直鼻、坚眉耳轮长垂，手式多样而灵巧、仪态庄静而自然。头戴印度式三珠宝冠或西域式华鬓，肩披波斯大巾，胸膛袒露，悬挂着中国是璎珞，腰裹长裙，足踏莲花，以示自莲花中化生。头后衬托着神的光圈。

　　故事画中的主人公多属国王、王子及其他家属，造型朴拙，颇有汉画的遗风。但衣冠服饰与菩萨、飞天无异，仅国王夫人的服饰与龟兹贵族女相同，头后均饰圆光，世俗人物也步入了佛国世界。

　　供养人像，画的较小，一律身着中原汉式大袍或北方民族裤褶，从服装上已反映出胡汉杂居的地方特点。

　　壁画表现形式和技法，继承了汉晋壁画的传统，特别是敦煌和河西魏晋墓画的传统。如单幅画、组画、横卷式故事画等，每画都有榜题，采取了传统的“左图右史”之制。壁画的构图起稿、描线、赋彩等等，一方面继承了民间壁画的优良传统，同时又吸收了西域壁画的成果。如以明暗法(即凹凸法)表现人物的立体感，一般均以奔放的笔触，根据肌理的大面分块，施以圆圈形晕染，并以白粉涂鼻梁和眼球，以表现隆起部分，使人物面部和肢体，在高低明暗的变化中体现出立体感。

　　北凉壁画是在汉晋文化和绘画传统基础上，直接接受了西域佛教壁画的题材和技法，加以融合和发展，形成了具有敦煌特色的风格。

　　北魏时代，壁画内容更为丰富，以故事画为主体，有悲剧型的萨捶饲虎、尸毗王贸鸽、沙弥守戒自杀;有寓言型的九色鹿救人;有喜剧型的菩萨降魔;还有带情节性的说法场面等。

　　北魏中期的壁画出现了新的特点。在造型上，人体比例修长，人物动态亦绰约多姿而富有情致，人物面相丰满，有椭圆变为条方，与魏晋墓画和中原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木版漆画孝子故事中人物形象相近。为了适应民族审美的特性，佛教壁画的造型与汉晋传统绘画的造型进一步结合起来了。

　　故事里面，西域衣冠的人物中出现了头戴胡帽、身着汉式深衣大袍的世俗人物，与汉族供养人画像的服饰相同。说明故事画已开始世俗化和本土化。

　　在戏剧性故事画创作上，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构思：一种是主体式“异时同图”结构，它打破了时空界限，把曲折而复杂的情节，巧妙的结合在同一张画面上，不用榜题示其内容。这种构图主题鲜明，意蕴深厚。另一种为横卷式连续画，这是汉晋儒家思想故事画形式在佛教壁画上的新发展。全国按故事的缘起、发展、高潮、结束等过程绘制多幅画面，前后衔接，首尾完整，每一情节标以榜题，构成完整的汉式画像带。过去情节简单的画面，以为复杂的连续画面所代替。

　　人物的晕染，逐步与面部肌肉的起伏相结合，由形式感较强，运笔粗狂豪放的圆圈晕染，变为合理而细腻柔和的晕染，增强了真实感。铁线描更加秀劲莹润，如春蚕吐丝，如行云流水，技巧之纯熟，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但随着岁月的流逝，部分颜色发生了变化，浓重的灰暗的色彩，逐渐掩盖了线的形态和造型。产生了另一种浑厚朴拙的艺术效果。

　　这一时期的绘画由于继承和发展了汉晋壁画的传统，西域影响逐渐减少，本土特色日益浓厚，一种造型灵活、色调淳厚、富于平面性的装饰没的风格逐渐形成了。

　　东阳王元荣出任瓜州刺史，带来了中原风格，影响所及，以西魏时代最为显著。这种太和改制以后的南朝画风，迅速的对北方石窟壁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出现了传统神话题材，而且人物造型上还出现了陆探微一派的“秀骨清像”式的形象。人体修长，人高七头，面貌清瘦，眉目疏朗，嘴角上翘，嫣然含笑，神采俊朗而潇洒，俨然南朝名士风度。在故事画中，除佛像外，帝王、官吏、长者、骑士均着中原衣冠，一派汉族风习，恢复的人物的世俗性，与南京西善桥发现的《竹林七贤图》、丹阳胡桥墓画《铠马骑士图》，以及河南邓县的色彩画像砖墓壁画《孝子图》中的人物造型、服饰、仪容、风度，几乎相同。这种南朝画风，在北魏晚期和西魏、北周时代，曾风靡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