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文化 藏族的史前文化有什么特点

很久以前的历史我们已经无从考证了，想要了解这一方面的历史主要还是得从考古与史记这两方面入手，才能慢慢的解析你想知道的史前文化，从而了解历史的本质。

一、史前藏文化的本土特质

文化的本土性，是指在一定区域内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因素、文化特质。从青藏高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卡若文化（距今约5200～4000年）和曲贡文化（距今约4200～3500年），以及早期金属时代（公元前1000年～6世纪）的部落遗迹看，居住在青藏高原的早期藏族先民们在与自然和人文社会作斗争时，形成了带有本土思想意识的生存方式和行为特征，以及与之相应的宗教仪式和丧葬仪轨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石器——狩猎文化和游牧文化的象征。据《藏史纲要》记载：在第二个部落时期，即“十非人部落”之二时出现了石斧；在第六个部落时期，即“十非人部落”之六时出现了“吾尔多”。据《西藏考古》记述，在卡若文化、曲贡文化遗址中，有大量的石器出土，且发现打制石器。打制石器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一直是史前石器的主体延续。不论是打制石器，还是“吾尔多”、石斧，都说明了狩猎和游牧文化是藏族先民们生存文化的主体，并伴随着生命的进程，延续至今。

（二）半地穴、圜地式房屋——藏族碉房建筑的源头。史前时期，青藏高原的房屋建筑有其特殊的样式，其中以卡若文化的圜底式房屋以及平顶石墙屋为特色。在《雪域文化与新世纪》中记：“发端于卡若遗址的晚期碉房式建筑，后来成为高原藏族民居建筑的鼻祖。在川西北高原上的讲嘉绒方言的藏族……碉房建筑，完全与卡若文化一脉相承。”藏史所记象雄时代的几大城堡，其中普兰县的达嘎卡的建筑即是以石墙砌成的内外屋相套的碉楼式城堡。青藏高原的房屋建筑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和流变，从半地穴式、圜地式、地面式、平顶石墙屋到碉楼式建筑，形成了原始藏族群最初的“社区”建筑模式，并延续至今。

（三）石棺葬——远古藏族先民本土的丧葬习俗及宗教情怀。在卡若文化、曲贡文化和部落文化遗迹中所发现的石棺葬，证明了藏族的埋葬习俗已有约4千年的历史。史前时期，在葬俗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屈肢葬，最有本土特色的是石棺墓的结构及墓内的随葬品。如石棺墓的结构：石棺头有一凹槽，反映了灵魂不灭、生命轮回的宗教思想，表达了古代藏族人民对灵魂的信仰，对生命的祈请。

石棺墓葬头箱内的石头，其实是“镇石”、“灵石”，具有驱邪、镇鬼的功用，反映了原始宗教的萨满行为。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石棺墓中有动物的尸骸，这一特殊殉葬现象，可从宗教上找到理论根据，与驱邪除病的宗教仪轨“朵玛”相关，反映了宗教情怀的影响力，同时也证明了“五行”、“四大”学说早在史前藏族本土文化中就已具备。敦煌文献《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中记载的“父亲殿干涅巴的葬礼和聂吉新娘的故事”中讲述的葬礼，即反映了“入土”葬俗的延续。具有4千年历史的石棺葬以其独特的葬俗，反映了史前藏文化的“石间葬”文化体系。

（四）大石遗迹——原始风俗及宗教现象的文化遗存。史前时期大石遗迹在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地点很多，杜齐的《西藏考古》中就列有几个，如：西藏萨嘎以东涂有酥油的石柱等。巨大的石块、列石、独石，以及涂有酥油的石柱等都反映了史前原始苯教文化的思想及宗教仪式的特殊性和祭祀神灵的独特性；同时，排列成行的石柱、石圈、耸立成三角形的石柱等，体现了远古宗教仪式所要求的程式和模式。

这种模式延续至今发展为藏区每坐神山上的“拉泽”（插箭坛），由此可推断史前大石遗迹具有祭祀战神的意义，这种“巨石类型”不仅仅是神垒，且反映出万物有灵的思想，表现了藏族先民对险山、峻岩的膜拜。

（五）岩画——远古藏族先民生活及精神的写照。《西藏考古大纲》中记载，日土岩画是2世纪以前到629年之间出现的。从时间上来说，正好处于象雄时代和雅隆部落时代，反映出史前青藏高原“藏族”原族群的思想意识、艺术情趣、生活方法、宗教信仰，以及原始宗教的仪式；反映了藏族先民们对大自然、对宇宙的认识过程。

综上所述，史前藏文化以具特色性的岩画、大石遗迹、石棺葬等为其特质，构筑了史前青藏高原藏族族群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原生态。

二、史前藏文化呈现出的多元性特点

文化在其发展、演变、传播、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并不是单线条的，而是呈现出复合式的态势。在历史的进程中，藏文化以其开放性和包容性与周边文化互动、交流，形成了青藏高原的多元文化圈，呈现出文化互动的各种迹象，这些迹象在卡若文化、曲贡文化、部落遗迹中都有明显反映。

卡若文化遗址位于西藏东部澜沧江边，与川、滇接壤。卡若文化同其他文化一样，并非独立发展，从遗址所出土的某些实物已证明它与黄河流域以及川西、滇西北的史前文化有着因缘关系。如：卡若遗址中出土的肩石斧、盘状敲砸器、磨制条形石斧、凹背直刀石等，在甘青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遗址中亦有大量发现。在该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人工栽培作物“粟”，则说明它与黄河流域的原始农业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多元性说明卡若文化居于中国西南高原山地大的文化圈内。卡若文化中的细石器种类，在雅鲁藏布江中上游以及中亚、西亚的史前考古中也有发现。同时，遗址中发现的贝饰及孔雀石制成的垂饰，具有非本土的特征。出土的一长方形骨片，与伊朗西部克尔曼沙区甘吉·达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公元前8000年）以前的骨片如出一辙，暗示出西亚文化可能很早即与藏东有了交流和互动。

曲贡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以及属于雅鲁藏布江分流河谷带，位于河谷的台地上。处于青藏高原腹心地的曲贡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具有典型意义上的藏族史前文化的本土特性，但其仍表现出文化的复合性特点。如：在益贡遗址中发现了带铁柄的铜镜，这类带柄铜镜，属于西方流行的带柄镜系统，与中国长江、黄河流域的带柄镜有较大的差别，而类似的器物，在新疆、四川、云南等地亦有发现。因此，不管是地处青藏高原的边缘地带，还是腹心地带，史前藏文化中皆表现出了文化的多元性。

西藏早期金属时代墓葬中所发现的“眼罩”现象，反映出青藏高原当时的一种葬俗。据记日土一墓葬中，女尸眼睛上有丝织“眼罩”，这反映出史前居于高原的人们以“眼罩”实现死者“瞑目”的愿望。而这种“瞑目”现象，在中国古书上也有所记载，说“将死者眼睛用东西盖上称为瞑目”。在黄河流域殷商到战国时期以及新疆地区魏晋时代的考古发掘中，都有“瞑目”现象。

这也许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一方面，“瞑目”这种现象是文化同质的反映，它说明远古时期具有共同心理的人类对死亡的一种理解，“眼罩”既表达了死者的遗愿，又表达了生者的期望；另一方面，“瞑目”现象也许可以说是文化互动传播的映证，它反映了青藏高原文化与北疆文化、黄河流域文化的相互交流与融和。

此外，史前青藏高原的岩画，不仅有其地方特色和本土特质，而且在其发展、变迁中也应表现出它的复合性，这还有待于与印、巴两国的岩画作比较研究。

三、史前藏文化是人类古文明的象征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国际、国内学者提出西藏地区、云贵高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此观点备受关注。从藏文化所具有的特征上看，其地理环境，以及藏史的记载和藏族民间口述文学中，都表现出史前藏文化的久远性和其人类古文明的象征意义。

首先，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分析，可以说明远古时代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具备了猿和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2001年8月，笔者到阿里普兰作社会调查时，对普兰地貌感受颇深。当时沿玛旁雍措的东边进入普兰县后，一座座鹅卵石堆积的山呈现在眼前，强有力地证明了过去这里曾是海洋。在普兰县最西边的科加寺及中尼边境，有很多当地人说的“石树”残根，当地人都认为这些树层似的大石头，就是几百万年甚至上千万年前茂密森林的痕迹。虽然到目前为止在这里还没有发现古人类化石，但在周边的印度、我国云南等地都已发现古人类化石。

目前，在青藏高原发现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的地点都在海拔4500到5000米上，如今那里人烟稀少，甚至是无人居住的区域，假如这些地点有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发现，则可科学地推断史前远古时代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已经具备了猿和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及具有本土族人进化的条件。

藏族民间文学是口承的藏族发展史，是藏族民众生活文化的载体，记载了本土文化的环境特征等。在藏族民间文学中，民间故事《青稞种子的来历》讲述了史前原始农业产生的过程，讲述了藏族先民在史前纯民俗的单一文化结构中，英勇勤劳，不畏狂风暴雨，不畏毒蛇猛兽，翻山越岭，将青稞种子从高山丛林栽培到路边房后，相传世世代代，使青稞成为青藏“高原族人”的主要食物的故事。《青稞种子的来历》中剥掉其中的神话色彩，实际上反映出青藏高原从亚热带气候环境变化为高寒气候环境后，青藏高原的族人们与自然作斗争，将青稞从野生变为家种，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时期。

据《藏族简史》记载：鲁赞时代约公元前30世纪～公元前28世纪），统治区域称“蕃康岭古”出现了引水渠及灌溉工具，种植庄稼，有原始的占卜行为。由此可以说明，《青稞种子的来历》这个故事至少在“鲁赞时代”或之前就已在老百姓的口头流传。

在藏族口承文学中，大量的藏族神话、民间故事和传说等，记录了史前藏族人民的思想意识、信仰观念、行为方式，以及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初始形态。因此，考察史前藏文化的文明史，不仅可通过考古，也可通过对藏族民间文学作品的分析，从而总结出史前青藏高原历史文化的形态，说明在史前的生态环境和文化背景下，本土族人的物质、精神、制度三方面的传承和变迁的起始过程。

其次，藏族文明史有5千年以上的历程。正如霍巍先生所言：“真正意义上的‘文明’是离不开青铜器这个要素的，但西藏真正的古代文明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游牧、畜牧经济为主体的原始民族所创造的。而文明的发源地，并不一定只局限在传统观念所认为的农业发达的区域，而且与游牧民族的大规模流动性不无关系。他们既是文明的创造者，同时又是某种意义上的传播者。”具有5千年历史的卡若文明、曲贡文明、象雄文明，以及雅隆部落文明正是以游牧、畜牧兼农业经济为主的，以既本土又多元的文化特性构筑了藏族5千年的文明史。

关于藏文字，据藏文苯教典籍记载：“松赞以前苯教在西藏如此宏传，无文字是不可信的。达瑟的邦钦和邦琼演变成象雄的玛尔钦和玛尔琼，再演变成藏文的有头字和无头字”。对象雄文字的研究，将把藏文的历史向前推移。

宫殿建筑是古代文明产生的重要标志之一，相传第一代吐蕃赞普在雅隆部落时期建造了有实物遗迹可考的“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据苯教书籍记载，聂赤赞普时期信奉苯教，建立了第一座苯教寺院。不管是寺院还是宫殿，这种碉楼式的建筑与阿里、拉达克等地的象雄城堡遗迹一脉相承，是青藏高原藏式房屋的远古风格。可以说曾一度辉煌的象雄文化是苯教文化的顶盛期，也是史前藏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

在《藏史纲要》中，土登彭措先生根据苯教史书以及藏史书籍，如《弟吴宗教源流》、《雍仲苯教概括》、《五部遗教》、《玛尼宝训》、《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等综述了藏族的发展史，而且根据国外相关的藏族历史研究论文，总结了公元前6世纪以前藏族的发展史，叙述了每个时期主要的文化特点，编着了西藏史前文明史。在《西藏通史》中，名为“十非人时期”、十二邦国、四十邦国时期的历史，根据土登彭措先生的着述，具体归纳为13个时代：

1、怒金时代（远古），出现了弓箭。

2、堆时代（远古），出现了石制的斧头。

3、森波时代（远古），出现了尖形石器、骨刀、骨饰品等。

4、玛尔降拉时代（远古），出现矛、刀。

5、穆甲时代（远古），出现了皮绳、套绳。

6、卓卓智时代（远古），出现了“吾尔多”。值得一提的是，在卡若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石球，直径在6～7厘米之间，这种作投掷用的石球是狩猎中不可缺少的武器之一，至今仍在沿用。史书记载在“卓卓智时代”出现了“吾尔多”（抛索），这正好在时间、空间上作了相互佐证，说明像石球一样的石器“吾尔多”是史前藏族先民们一直使用的工具之一，是狩猎和游牧文化的反映。

7、九代玛桑时代，约公元前35世纪～公元前30世纪，统治区域称“蕃康雅株”，出现了箭袋、盾、占ｈ以及货物分配的骰子和皮制的运输工具。

8、鲁赞时代，约公元前30世纪～公元前28世纪，统治区域称“蕃康岭古”，出现了引水渠和灌溉工具，种植庄稼，有了原始的占卜行为。

9、贡布九兄弟时代，约公元前27世纪～公元前24世纪统治区域称“昂玉娜布”。

10、萨让杰楚时代，型公元前24世纪～公元前21世纪，统治区蚓称“东德久杰”，出现了头饰耳饰，产生了祭祀、娱乐歌舞，出现了纺织缝衣技术，农牧业出现分工，提出了十二生肖与五行术。

11、十二邦国时代，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5世纪，有了第一部藏医理论书籍和四大元素学说，并提出了药物学与四大元素的关系学说，出现了与五行相关的宗教仪式。

12、四十邦国时代，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360年，属于远古西藏高原的动荡时期，有檀木记事的现象。

13、象蕃时代，其中属史前时期的划分为：象雄王朝时期，公元前2世纪～642年，原始宗教苯教兴盛，有象雄文字等文化现象，公元642年为松赞干布所灭；雅隆部落时期，公元前417年～629年，从聂赤赞普到朗日松赞时期，制定了法律、修建了桥梁、提高了冶炼技术、制定了农田税和牦牛税、烧制瓷碗、再次厘定度量衡等。

从西藏考古角度所划分的新石器时代的卡若文化、曲贡文化，以及西藏早期金属时代的部落遗迹等，与藏史所记载的古代历史具有相对应性。考古所讲的卡若文化遗迹（约公元前3500～公元前2500年），大约在藏史所记载的第七、八、九时代期间。曲贡文化遗迹（距今约4200～3500年），大约在藏史所记载的第十、十一时代期间，即萨让杰楚时代、十二邦国时代。早期金属时代（公元前1000年～6世纪）的考古如大石遗迹、岩画、石棺墓等，大约在藏史所记载的第十二时代期间，即四十邦国时代以及象雄王朝和雅隆部落时期。

史前藏文化不仅具有悠久古老的历史，而且有着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是人类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藏族人民，在远古、在史前一直不断地创造着藏文化的远古文明，构筑了藏文化史前的本土性、多元性和变迁性。

藏文化不仅呈现出一脉相承的本土化特色，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上，文化的单线条与多线条相互交织、重叠，形成多色调复合式文化线条，呈现出史前西藏高原文化与周遍文化的相互融合、互动、发展的势态。从“十非人时代”、“十二邦国时代”、“四十邦国时代”到古象雄文明、雅隆河谷文明的史前史发展脉络，展示了史前藏族初民社会文化的演进和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