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唐朝开元年间四位著名宰相，他们有哪些成就？

　　唐朝开元年间有四位著名宰相，下面历史屋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一、姚崇：善于权变的救时宰相

　　唐玄宗李隆基改年号为开元后(713年十二月后)，意味着大唐帝国完全进入了他的时代，也预示着大唐帝国将开启一段冲上巅峰的征程。

　　也就是从此时开始，宰相制度已经在悄悄发生改变。原来是群相制度，即每位宰相都拥有相差不大的权力，但现在变成了主相制度，即类似后来明朝的内阁首辅，也分主相、副相和其他宰相。

　　早在唐开元元年(713年)，唐玄宗不顾某些大臣的激烈反对，毅然任命姚崇为宰相。姚崇提出《十事要说》，包括：“为政先仁义”、“不求边功”、“中官不预公事”、“国亲不任台省官”、“行法治”、“租庸赋税之外杜塞贡献”、“寺庙宫殿止绝建造”、“礼接大臣”等。“十事要说”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从稳定政局、整顿吏治、改善财政三方面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玄宗开元初年的施政提供了依据。

　　姚崇是主相，副相是卢怀慎。

　　开元三年(715年)五月，山东出现蝗灾。当时人们的思想和意识不可能和现代一样，而是怀着恐慌的心理，认为这是上天对人类做错事情的惩罚，因此他们有着天人合一的观念。

　　朝廷很多大臣包括副相卢怀慎都认为只有到田间祈祷才是有效的治理蝗灾的方法。但姚崇力排众议，他说：“从前楚庄王吞蛭而病愈，孙叔敖杀蛇而得福报，现在怎么能不忍心杀蝗虫而忍心让老百姓饿死呢?”他向李隆基立下誓言：“如果捕杀蝗虫会导致灾祸，我愿意承担一些罪责!”李隆基最终同意姚崇灭蝗。

　　一年后山东蝗灾又起，原先对姚崇做法持反对意见的人依然不改他们的观念，而且变本加厉，汴州刺史倪若水甚至阻扰灭蝗官员进入汴州境内。姚崇写信给倪若水说，“明君在位，德行自然胜过妖孽;贤明的地方官，蝗虫都不进入他的辖区，只有无能的地方官，才导致蝗虫泛滥，你倪若水是不是没有积德呢?”倪若水哑口无言。

　　姚崇明白，其对灭蝗抱有怀疑态度的根源是在皇帝李隆基那里，他用了很多蝗虫灾害对国家和百姓的惨剧教训打动李隆基，最后使李隆基折服。

　　当然，姚崇成为贤相的根本原因是他具有处理政务的非凡能力。

　　对于朝廷政务，姚崇处理起来非常顺手，几乎没有任何难题。这样，李隆基也就很放心地将朝廷各种事务交给姚崇去办。久而久之，人们也默认了姚崇为主心骨，大家都已经离不开他在朝廷处理事务了。

　　而姚崇因为儿子病逝请假离开朝廷的那段时间，副相卢怀慎处理政务起来却一团糟，一大堆的公文堆在那里，他一筹莫展，不知从何下手。

　　虽然卢怀慎的人品值得称道，也是个高尚的人，以致自己住的房子都十分简陋，但要论政务能力，却是很不合格。他明白自己这方面不行，又怕耽误时间，只得向李隆基汇报。李隆基知道他的能力，也没有过多为难他。只让他慢慢处理，不要着急，实在不行等姚崇回来再处理。

　　几天后，姚崇回来，他面对堆积如山的公务，只用了两个时辰就完全已经清理完毕，搞得卢怀慎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中书舍人齐澣评价他，“大人乃救时宰相也!”自然，卢怀慎也只落得个“伴食宰相”的名声。

　　齐澣说这话是有道理的。他经常扮演救场的角色，很多事情其他人搞不定，他都能在关键时候，从容地处理完成。但在姚崇为相的四年中，除了《十事要说》外，史书没有记载他有什么创新的治国策略。

　　姚崇在京城没有住宅，寓居在罔极寺中，因疟疾卧床不起。唐玄宗每日派遣使者数十人，前去探病，每遇军国重事，都命黄门监源乾曜去征求他的意见。后来，唐玄宗采纳源乾曜的建议，命姚崇搬入四方馆居住，并准许他的家属侍疾。李隆基离不开姚崇了。

　　姚崇拜相后，佐理朝政，革故鼎新，大力推行社会改革，兴利除弊。他从整饬制度入手，罢去冗职，选用官吏，并抑制皇亲、国戚和功臣的权势，注意发展生产，为开元盛世奠定了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

　　但是，姚崇在教育子女方面做得很差劲。他的儿子经常找同在宰相班子成员的魏知古(兼任吏部尚书)为他的好朋友要官做。特别是魏知古奉命在洛阳选拔官员，而姚崇却派魏知古的下级礼部侍郎宋璟对选拔官员进行最终的审查，这让魏知古很不爽。于是他找李隆基告了姚崇一状，说姚崇的儿子找他要官。

　　李隆基知道后，于开元四年(716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免去姚崇所有官职，但看他曾经有功于社稷，给了他开府仪同三司的顾问头衔。但李隆基并没有彻底冷落他，他虽将姚崇罢相，但对他仍极为尊崇，让他五日上朝一次，遇到重大政事也专门征询他的意见。

　　开元九年(721年)九月，七十一岁的姚崇去世，死前推荐宋璟接替自己的职位。值得一提的是，姚崇的几个儿子在天宝元年(742年)被李隆基或杀或贬，姚崇的溺爱子女的弱点没有突破他自己的局限。

　　万众景仰的开元盛世，其根基就是姚崇的《十事要说》打下的。毛泽东曾评价《十事要说》，“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二、宋璟：刚正而又亲切的守文宰相

　　姚崇卸任后，接替他的是宋璟。宋璟更加耿直。他曾经冷落过张昌宗和张易之，对抗过武三思，得罪过太平公主。

　　由于他一身正气，宋璟多次遭到贬黜。开元四年(716年)十二月，宋璟从遥远的广州(时任广州都督)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长安，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李隆基从宋璟的身上看到了当年魏征的影子，开元盛世的形成，以姚崇《十事要说》为基础，以宋璟的诤谏之风为依托形成的。帝国在这位良相的治理下，稳步向最辉煌的时刻迈进。

　　宋璟开始了宰相生涯，他依然奉行和延续姚崇的治国方略。他不赏边臣，《资治通鉴》记载，宋璟由于李隆基喜欢奖赏军功，怕那些好战的边臣们心存侥幸的念头，进而会在边境上寻衅滋事，所以故意压低了对边将郝灵荃的奖赏。所以宋璟不会奖赏边臣，以便抑制武将们通过战争滋生野心和权力。

　　但是，景云元年(710年)开始，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官职—节度使的雏形。景云二年(711年)节度使成为正式的官职。在宋璟看来，如果不对节度使加以节制，很可能会成为帝国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可惜宋璟只能掌管生前的事情，后来那个杂胡出身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率15万铁骑南下的时候，大唐帝国的领导们才意识到，他们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给与了节度使过高的地位和自主权。

　　处理完边臣的问题后，宋璟把目光转向了朝廷内臣。宋璟发现，那些不该身居高位的人，却坐在了高位之上，这对大唐帝国盛世的继续前进带来了极大的阻碍。

　　他首先拿姜晈、姜晦兄弟开刀。他们的父亲姜行本曾跟随李世民征高句丽，后来战死。李世民非常哀痛，亲自写诗祭奠。有这样的背景，加上姜晈很早就跟随李隆基，并参与唐隆政变和诛灭太平公主集团，可谓有功人员。但他们不像刘幽求、钟绍京那样功勋显赫，故李隆基并没有把他们怎么样，姜晈被任命为太常卿，姜晦被任命为吏部侍郎。

　　宋璟上书陈述姜晈、姜晦二人才能低下，不配身居该职。开元五年(717年)七月，李隆基下令剥夺他们的官职，但给与的待遇保持不变。

　　王仁晈是李隆基的岳父，开元七年(719年)四月病逝。其子王守一请求将其老爹的坟头抬高到五丈二尺(大约17米高)。按规定，一品大员的坟头不得超过一丈九尺。宋璟敏锐地发现，这不仅是坟头抬高的问题，而是意味着外戚的地位得以上升。从武则天到中宗李显，重用外戚的后果是什么，宋璟心里很清楚。

　　他对李隆基说：“昔日太宗嫁女，其规格超过长公主(皇帝的姐妹)，魏征就以此为谏，太宗虚心接纳了魏征的劝谏，事后长孙皇后夸赞魏征。反观韦庶人(就是韦太后，中宗的妻子)，妄自尊大，将其父坟头抬高，号称‘酆陵’，最后韦庶人的下场您不知道吗?”

　　三天后李隆基驳回王守一的请求，对于亲身平定外戚之乱的李隆基，他心里也很清楚。

　　《新唐书·宋璟传》记载，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而宋璟则是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

　　宋璟不赏边臣，限制内臣，不仅是深谋远虑，而且坚持原则。

　　开元七年(719年)十一月，李隆基下诏擢升岐山县令王仁琛为五品官，原因是王仁琛曾是李隆基东宫的幕僚。宋璟据理力争，最后王仁琛的五品官职被取消。

　　当初，李隆基只是李旦的第三子，李旦长子李成器放弃太子身份，且李隆基参与唐隆政变，因有功才被立为太子，李隆基很感谢哥哥，因此和李成器的关系很好，对于李成器的要求，李隆基没有拒绝过。这次宁王李成器替一个打扫祭庙的清洁人员谋一个小官。可宋璟一看，非常恼火：一个寸功未立且没有能力的人，还想做官?宋璟没有直接向李隆基表示拒绝，只说，这种小事皇上最好别管了，他会将情况反映给吏部，由吏部核准。

　　李隆基大笑起来，他知道清洁工人做官没戏了。李隆基暗暗庆幸，自己选择宋璟没有错，因为他没有私心，他是在维护公平与正义。为此，李隆基赏赐宋璟一双金筷子，寓意深刻，意思是宋璟像金筷子一样又硬又直，而且人格闪闪发亮。

　　宋璟也有弱点，那就是他对经济工作不是很在行。曾经为江淮地区的恶钱(质量伪劣的钱币，但不是假币)明令禁止，搞得当时货币流通大为减少。于是很多弹劾宋璟的奏章递到了李隆基面前。

　　开元八年(720年)正月，宋璟结束了他的宰相生涯，被任命为开府仪同三司，但在李隆基心里，宋璟地位依然很重要，宋璟的任期也是四年。

　　李隆基和宋璟等重臣连续保持了稳定的关系，这不仅使得寒门士子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也使得整个社会表现出积极乐观，刚健进取的人文氛围。

　　宋璟后来任尚书右丞，开元二十年(732年)申请致仕。值得一提的是，宋璟的子女也跟姚崇一样，很不成器，但不影响宋璟本人一生的光辉。

　　宋璟历仕武后、唐中宗、唐睿宗、唐殇帝(李重俊)、唐玄宗五朝，一生为振兴大唐励精图治，与姚崇同心协力，辅佐唐玄宗开创“开元盛世”，与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并称唐朝四大贤相。

　　三、张说：三起三落始终坚持的文治宰相

　　宋璟之后，帝国依然在繁华盛世上继续前进。由于很难再找到像姚崇、宋璟那样独立胜任的宰相，李隆基只好退而求其次，恢复“群相制”。

　　但自从张嘉贞和源乾曜担任宰相以来，李隆基发现这两个人没有形成一股合力，因此行政效率很受影响。张嘉贞和源乾曜性格完全不一样，一个作风泼辣，爱出风头，很多事情不顾源乾曜的感受;一个性格内敛，凡事忍让。照此下去，朝廷肯定回乱成一锅粥。李隆基对此大伤脑筋。

　　大臣王毛仲提醒李隆基，何不启用曾是宰相班子成员，如今在北部镇守边疆的张说呢?李隆基立即照准，让张说来到京城。

　　张说，曾经是李隆基的老师，文武双全。曾经因为功臣的身份被李隆基外贬，如今时过境迁，为了延续帝国的盛世局面，张说早已不再是李隆基忌惮的功臣。开元九年(721年)，在很快平定党项人的叛乱后，九月回到了长安，回到了朝廷。

　　张说回到朝廷，确实没有让李隆基失望。他施展了自己与众不同的军事才能，提出了有效的改革意见：

　　裁撤边军二十万，因为兵贵在精而不在多，裁撤的兵士回家务农，可以增加国家的赋税;改革京师的府兵制，因为京师卫军贫困，还要服各种劳役，出逃现象严重，且待遇极差。建议重新招募强壮的人，提高卫军待遇。张说的兵制改革目的就是使兵、农分离，也就是军队职业化，这在当时是很好的做法。只可惜正是因为职业化军队，在后来把大唐搞得天翻地覆。

　　开元十一年(723年)四月，张说上疏请求李隆基效仿太宗建立文学馆。李隆基下令成立丽正书院，网罗了不少人才，最为著名的就是写下《回乡偶书》的贺知章。

　　贺知章生性豁达，很受各种性格、各个阶层的人欢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官至太子宾客、银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书监。

　　贺知章写过的《回乡偶书》实际上有两首，除了我们熟悉的那首外，以下这首更能表现了贺知章高超的作诗技巧：

　　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

　　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张说开始大展拳脚，李隆基对他非常信任。但是，另一位宰相张嘉贞很是看不顺眼。

　　两人曾经都在兵部任过职。张说是兵部侍郎，张嘉贞是兵部员外郎。换句话说，那个时候张说是张嘉贞的领导。但从时间顺序来看，张嘉贞比张说先进入宰相领导班子，张嘉贞从资历上说，又是更胜一筹。两人的矛盾开始公开化了。其标志是对裴伷先的用刑问题上。

　　裴伷先是唐朝宰相裴炎的侄子，裴炎因为屡次反对武则天临朝称制被杀，裴伷先受到株连。被发配到岭南。李丹第二次当皇帝后，念及裴炎功劳，启用裴伷先。但裴伷先道德水平低下，干了一些不法之事，开元十年(722年)因受贿被李隆基下到大狱。

　　张嘉贞认为裴伷先犯法应严肃处理，为了警示后人，须对裴伷先廷仗。而张说认为士可杀不可辱，不能把裴伷先当做小吏看待，主张流放就行。张说进一步认为，没有人能永远在高位上，现在是打裴伷先，以后就可能打到我们身上，我不是为裴伷先开脱，而是为天下所有官员开脱。

　　张说开始转动脑筋，面对张嘉贞的咄咄逼人，他下决心要把张嘉贞踢出宰相班子。他很快找到了机会。

　　开元十二年(723年)正月，李隆基前往并州(今山西太原)视察。并州的旁边是张嘉贞的弟弟张嘉佑的地盘。趁着李隆基高兴，张说指使人弹劾张嘉佑在职期间贪污受贿，应予严惩。张说是为了张嘉佑而牵连到张嘉贞，却不料张嘉贞亲自找到张说求救。

　　张说出了个歪主意，说只有你张嘉贞脱掉官服，穿上老百姓的衣服站在朝堂门口，等候李隆基的处分。可是，李隆基却真的认为张嘉贞有问题，其结果是张嘉贞的宰相生涯终结。开元十一年(723年)二月三日，张嘉贞被降为幽州刺史。直到此时，张嘉贞才明白是张说搞的鬼，心里恨得牙痒痒的。

　　开元十二年(724年)十二月，张说向李隆基提出了封禅泰山的建议，李隆基采纳。开元十三年(725年)十月十一日，经过一年的准备，李隆基带领文武百官从东都洛阳前往泰山，十一月六日到达泰山。

　　部分陪同李隆基这次封禅的官员得到了升官的回报，且大都是张说的亲信。而在泰山脚下等候的另外一部分官员却没有得到利益回报。他们不敢把矛头指向李隆基，这样张说就成了众矢之的。

　　时任中书舍人的张九龄就提醒过张说，但张说不以为然。直到遇见了强大的对手宇文融。

　　宇文融善长理财。他曾成功地解决了治理农民的流亡问题。李隆基擢升他为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张说是他的上级。宇文融上升太快，让张说倍感不悦。宇文融上书说吏部选官存在问题，即便张说没有徇私舞弊，也应该负有领导责任。可宇文融并没有成功，但张九龄依然提醒张说要注意宇文融的动作，可张说认为，宇文融根本无法与他相比，他不是宇文融可以撼动的，他把张九龄的话依然当成了耳旁风。

　　宇文融并不善罢甘休，他拉拢御史大夫崔隐甫、御史中丞李林甫，他们三个人开始了再次对张说的反击。

　　《资治通鉴·唐玄宗天宝元年》记载：时人谓之林甫口有蜜，腹有剑。意思是李林甫嘴里说得比蜜甜，心里却恨不得致对方于死地。

　　开元十四年(726年)四月四日，李隆基和张说因为人事任命问题发生矛盾后不久，宇文融三人上疏说，张说曾把一个叫王庆的术士拉到家里占卜星象，且奢侈过度和接受贿赂，引起了李隆基的猜疑。他暂时将张说下到大狱，思考如何发落张说，因为他对张说依然有种别样的感受，何况李隆基并没有忘记张说的功劳。

　　近侍宦官高力士告诉李隆基，在牢房里，张说蓬头垢面，用瓦罐吃饭，李隆基心里充满了怜悯之情。

　　开元十四年(726年)四月十二日，张说被解除中书令之职，宰相生涯就此结束。张说被罢政事后，就在集贤院专修国史，又要求免去右丞相一职。唐玄宗不许，并且在遇到军国大事时，仍旧派人去询问他的意见。由于宇文融三人继续攻击张说，开元十五年(725年)二月二日，为彻底结束这场纷争，李隆基决定各打五十大板，勒令张说致仕退休，宇文融外贬为魏州刺史。可怕的李林甫和颇具张说风范的张九龄逐渐走向前台。

　　张说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曾三任宰弼，擅长文学，一生掌文学之任三十多年，有助成文治之功。颇有武略，可谓文武兼资。明于政体，改革不合时宜的政治和军事制度。故史家称赞他“发明典章，开元文物彬彬，说居力多”，是推动“开元之治”的一位重要人物，成为开元前期一代文宗。

　　四、张九龄：敢于直谏不畏权贵的诗人宰相

　　张九龄(673年～740年)，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市)人。政治家、文学家、诗人。

　　在母丧回家守制之前，张九龄的仕途很是顺利，因为他遇到了赏识他的宰相张说，全凭张九龄的文采，张说称他为“后来词人称首也”，张九龄为后世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名句，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首《望月怀远》：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

　　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开元十八年张说病逝后，张九龄正好因母丧回家守制。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正月，张九龄刚刚回到朝廷。同年四月，张九龄被任命为中书令，裴耀卿为侍中，此时，那个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李林甫也被充实进了宰相领导班子。只是张九龄绝不会想到，他的第二次仕途之路，就断送在这个李林甫手上。

　　李林甫没什么文化，但是擅长巴结权贵。自上次与宇文融一起挤兑张说之后，他显得很是平静。其实，他这段时间一直在朝廷中寻找权贵宠臣作为自己的靠山，以便自己能够进入宰辅大臣行列，他对权力的渴望无休无止。

　　李林甫除了巴结姜晈、源乾曜等人外，更是义无反顾地投靠武惠妃。从开元十二年(724年)七月，李隆基因为王皇后无子被废后，到开元十四年(726年)为止，武惠妃继续深得李隆基宠爱，但李隆基从未将武惠妃立为皇后，除了大臣们反对之外，这也可能是李隆基对结发妻子的心里一种愧疚的原因。

　　但李林甫看重的是武惠妃那强劲的枕边风，而武惠妃也利用李林甫作为立她儿子为太子的重要支持力量。李林甫又得到了当时宰相韩休的支持。李林甫曾答应武惠妃，协助她的儿子当上太子，所以李林甫的宰相之路绝不会平坦。因为，无论从资历还是职位，李林甫只能在张九龄面前装孙子，但他暗暗发誓他终将成为人人称羡的大人物。

　　我们知道，张九龄当初是站在张说这边的，而李林甫当初和宇文融一起拼命整垮张说，所以张九龄和李林甫从没有进入宰相班子之前矛盾就已经形成了。张九龄根本瞧不起李林甫这种人，但李隆基看重的是李林甫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当然，张九龄在李隆基心里的位置非常重要。李隆基曾经评价张九龄说：“其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朕终身师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场之元帅也。”

　　张九龄自负与清高。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正月，幽州长史张守珪在边境上打败契丹人，并将其国王屈利和大将可突干斩首，并向朝廷报捷。李隆基想任命张守珪为宰相，遭到张九龄的反对;即使只给张守珪宰相头衔，张九龄也不答应。张九龄说：“刚刚打败契丹人就封张守珪为相，那如果将契丹和奚全部灭掉，陛下又该怎样封赏张守珪呢?”李隆基无话可说。

　　此时的李隆基已经整整50岁了，他的心态也慢慢发生了变化，那就是，年轻时打拼，中年时享受成果，晚年时回忆美好。长期的富足和四海升平的歌声让他渐渐麻醉，出现了自大的状态。李隆基被张九龄拒绝，心里也有点不痛快。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四月，张守珪手下一个将领在讨伐契丹中冒进中了埋伏，损兵折将。作为领导，张守珪要求杀了这名将领，临刑前这家伙大喊：“将军难道不想灭掉契丹和奚了吗?怎么能杀掉我，让契丹高兴呢?”张守珪动了恻隐之心，将这名将领交给朝廷处理。

　　这名将领就是安禄山!

　　张九龄知道这件事后，力主杀掉安禄山，并举出了很多必杀的理由。并特别指出，看安禄山的面相，就有造反的迹象，如不杀他必然祸国殃民。

　　可是李隆基没有听进去。由此造成后来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李隆基也错过了挽救大唐国运的绝好机会!

　　这是李隆基第一次没有听从张九龄的劝告。对于李林甫来讲，他发现皇帝对张九龄已产生反感情绪。但他不敢妄下结论，而是采取继续试探的方法，来摸清皇帝的真实想法。

　　李隆基在东都洛阳呆得太久了，当天夜里寝宫就发生奇怪的声音，搞得李隆基一夜没睡好觉。于是他决定回到长安，大家计划二月初启程。可李隆基决定要立即返回长安。

　　张九龄和裴耀卿闻知，劝告李隆基说，眼下正是农忙收割庄稼季节，大队人马一路行进肯定会踩踏庄稼，农民收成不好，就会影响国家税收。李隆基听了，心凉了半截。他想，为什么我办件事怎么总会遭到张九龄的反对?李隆基一脸尴尬地说：“此事改明日再议吧。”

　　这一切都被李林甫看在眼里。当大臣们陆续退出朝堂后，李林甫一人却直奔皇帝李隆基的寝宫。看到皇帝愁眉苦脸的样子，他给皇帝出主意说：“陛下，张九龄和裴耀卿不就是怕大队人马返程踩坏庄稼吗?这个好办，陛下可以立即回长安，踩踏庄稼造成的损失，就以免除百姓一年税收来弥补，这不两全其美吗?”李隆基眼前一亮，这可是个好主意啊。李林甫又卖乖又是埋怨地说：“其实张中书也是好意，不过作为宰相应该更多地为陛下分忧啊，而不仅仅是反对!”李隆基含笑赞许，由此李林甫在李隆基心中的地位陡然上升。

　　十月二十一日，李隆基回到长安，至此再没有到过洛阳，直到他去世为止。

　　后来李隆基看到朔方节度使牛仙客严于律己、治下粮草丰足、武器装备精良，就要将其提到尚书级别，又遭到了张九龄的反对。张九龄的理由很简单，作为地方军政长官，管理好治下本是分内的工作，不值得破格提拔。如果各地长官都将地方治理得很好，岂不都当尚书?李隆基听了长久不语。

　　看到皇帝尴尬，李林甫站出来喊道：“牛仙客有当宰相的才能，认命他为尚书有何不可?九龄乃是书生，实在不通大体!”张九龄这才发现，今天李林甫态度很强硬。李隆基不想丢张九龄的面子，只好同意第二天再议。结果第二天张九龄依然固执己见，搞得李隆基下不来台。他挖苦张九龄说：“你嫌牛仙客出身低微，而你就是名门望族吗?”张九龄出生在南岭以南的韶州，那里当时也是偏远之地，张九龄无话可说，李隆基这次没有给张九龄面子。

　　太子李瑛是李隆基与赵丽妃所生，但日子过得并不如意。原因是李隆基宠爱武惠妃和武惠妃的儿子寿王李瑁。李瑛满腹牢骚，就在诸皇子中找志同道合的鄂王李瑶、光王李琚排遣心中的抑郁。三个孩子本来年轻，情绪有些激动，因为他们也不受武惠妃待见。李隆基知道后，决定废掉李瑛的太子之位改立李瑁。张九龄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反对，并举出隋文帝立杨广导致太子杨勇后来被废被杀的事劝阻。李隆基也清楚太子阴谋结党不足为信，尽管李林甫说立太子是皇帝的家事，李隆基也没有正面回应。

　　张九龄知道李林甫没有皇帝的撑腰，李林甫现在也不敢如此强硬和嚣张。从张守珪事件到废太子事件，张九龄感觉皇帝逐渐在疏远他。严挺之为人正派、忠诚，他想让他的好友中书侍郎严挺之进入宰相班子，但以现在他的能力，恐怕已经是不行了。他试图与李林甫和解，并让严挺之去拜访李林甫，以便拉好关系。可是，李林甫立即向李隆基报告了这件事。在李隆基看来，这是大臣们的结党营私行为，这是皇帝最怕看到的!

　　不久，张九龄被罢相，后又贬为荆州长史，一直到他去世之时，再也没有回到长安。

　　当时，唐朝处在全盛时期，但却又隐伏着种种社会危机。张九龄针对社会弊端，提出以“王道”替代“霸道”的从政之道，强调保民育人，反对穷兵黩武;主张省刑罚，薄征徭，扶持农桑;坚持革新吏治，选贤择能,以德才兼备之士任为地方官吏。他的施政方针，缓解了社会矛盾，对巩固中央集权，维护“开元盛世”起了重要的作用，因而被后世誉为“开元之世清贞任宰相”的三杰之一。

　　在他死后不久，曾被其断言“必反”的安禄山果然掀起了“安史之乱”，从而导致唐朝迅速从“全盛”走向没落。唐玄宗奔蜀，因追思张九龄的卓见而痛悔不已，遣使至曲江祭张九龄，追赠其为司徒。

　　后记：

　　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是唐明皇开元时期的四位重要宰相，他们为开元盛世的出现和巩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展现出了卓越的才华，更展示了他们卓越的能力。司马光评价说：“上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他们对于唐代历史的发展甚至是中国历史的发展贡献，永远载誉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