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的工业发展为什么会失败 根本原因是什么

　　还不了解：清代工业的读者，下面历史屋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清代时期现代化工业发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引言

　　留给中国去创建一种现代工业并革新其大军和舰队，以抗击其外敌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时间很短，只是在从1864年收复南京到1894年的悲惨失败之间。中国与此同时还必须平定暴乱、恢复其在东亚的权威、从事大破坏之后的重建并四处抵抗外来的进攻。

　　清政府必须不停地对付最紧急的情况，与西方诸国谈判、与外国银行订立借贷合同(从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到1894年间，共借贷4000万两白银)，以解燃眉之急。然而，中央政权在这个时代，已失去了它的一大部分势力和收入。

　　▲西方国家的入侵

　　它与在平叛战争中建立起来并掌握着其大军与独自收入的地方政府分享实权。对于从过境贸易中征收的“厘金”，中央政府仅仅能得到五分之一左右，而且对于其他税收也只掌握四分之一。朝廷对于这些新派人物在各省中获得的势力非常不放心，对于强硬派爱国者们的论点也十分同情，对于当时的真实情况更一无所知，因此很快就被迫自我反省。

　　当一些幼年或少年皇帝们相继即位时(同治于1862年6岁时登基，光绪于1875年4岁时即位，宣统于1908年3岁时被拥立为皇帝)，朝纲却由一个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智慧和诡计都用于维持其权力的女子把持。因此，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从理论上来讲是由中央政权统治的，但该政权却既无法理解现代化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又无法确保对这一切的领导权。该政权不仅是被动的，而且还倾向于反对新生事物。外国对中国内地的进攻，以及对帝国边疆地区施加的压力，都引起了纷争议论，它们转而反对为现代化而巧施匠心的人们了。

　　事实上，正是这些人变成了形势的主宰者，他们在与外国人谈判并始终都被迫向外国人的新特权让步。此外，公共舆论害怕创办工厂、矿山和铁路，会增加外国资本对中国经济的控制、便于西方人的渗入、增加失业和以有损于中央政权的后果而加强地方政府的势力。

　　明治年间使日本的工业和军事得以发展的两大条件，在中国都不具备-日本既没有强大的中央政权，又没有固定的资源。正是由于向农民征敛的税收，日本才得以改造其工业和建立其大军。然而，中国的农业却无力承受进一步加重的负担了。由内战和起义暴动造成的破坏、由银价上涨而造成的贫穷化、越来越频繁的饥荒和水灾，都使得中国农业经济于19世纪下半期停滞或倒退了。

　　▲1894年时在中国的日本人

　　那些主动采取措施来创办兵工厂、工厂和船坞或造船厂的高官和地区总督们，除了利用在与外国做生意中变富的商贾的资本之外，再无他计可施。但这些资本却显得非常不足。此外，买办资本家们也不会对于其利率为8%~10%的企业表现出丝毫热情，因为这种利率远不如每年可以赚取20%~50%利率的传统投资(农业信贷、古式的中国银行、典当铺、土地)那样丰厚。也完全如同资本投资一样，为技术和科学培训而作出的努力，要远远低于在一个如此之大的国度中本来应有的那种水平。如果说工业化计划的促进者们，善于利用买办商人从外国公司中获得的经验，那么他们相反却缺少中国的技术人员。新企业中技术性最强的方面都要委托给外国人。

　　在这些障碍中，最严重的无疑是缺乏由中央政权保障的领导机构以及资本匮缺。与此相联系的，又是无效的官僚机构的负担、过高的股息分配以及一个穷途末路的国家所造成的压力。由此，北京政府于1899年从各省中抽取了280万两税银。然而，这种抽税办法的主要受害者，将是中国轮船公司和上海电报局，因为这些企业在财务上与汉阳铁厂、萍乡煤矿和上海华生纺织厂有关系。国家不是按照本应去做的那样保护其新生工业，而是根据一种古老的反应，本能地且非常沉重地打击最具有活力的企业。

　　▲清代官员

　　这样就可以解释，在经过一个为时长短不等的最初成功之后，何以使大部分新企业都面对外国的竞争，而表现得收益不佳或者甚至是亏损了。人们会颇感惊奇地发现，尽管存在着所有这些障碍，但现代工业的首倡者们，也就是受到古典文化培养的官吏们(没有任何因素使他们注定负担这项任务)，却在一切部门中都成功地取得了明显成果，比如在重工业(铁矿和煤矿、高炉、兵工厂和船坞)、轻工业(纺织和供单人使用的武器)、金融(现代银行)、交通(轮船公司、电报线路、铁路)等领域。

　　直到1894年，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实际上几乎与人们普遍认为是比较先进的日本旗鼓相当。两国所投入的资本也具备同样的规模。只是，中国的企业之分散以及它相对于其庞大人口而言，才显得只具微不足道的数目，冲淡了中国工业化的成果，而日本企业的集中却产生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此外，内战和外来威胁，也促使中国将主要精力集中到一种非生产性的战争工业上了，而这居然是在为使近代经济发展所必不可缺的基础被建立起来之前。相反，日本的努力却比较好地根据由明治政权执行的一种基本政策而分布合理。

　　这些情况以及最后于1895～1901年间强加给中国经济的沉重负担，解释了两国的不同发展。外贸在日本和在中国一样享受到了优惠待遇，但1880年90%的对际援助。可是后来发生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自由企业还是国有经济人们曾试图在中国缺乏那些使西方得以发展自由企业的因素中，去寻找中国的落伍和工业化尝试失败的原因。其实，人们在中国社会中，没有发现任何与此可比的因素。经营企业和竞争的思想、节俭的风气、利润和收益观念，不只在中国始终缺乏，而且还与中国的整个人文主义传统背道而驰-社会的成功在那里不能被简化成一种庸俗的富裕化，而首先要包括使人获得权力和政治权威的荣誉与官位。

　　中国人的伦理主张忠于国家、个人修身、敬让和谦虚。甚至在经商中，真正的资本也并不具有经济特征，而只具有社会特征，它是由伦理信誉、职位和权力形成的。人们正是根据由已获得的名望、裙带关系、所建立的关系网带来的信誉，而进行谈判交易的。如果说在中国自明末以来就存在着巨商和巨富钱庄老板(亦即那些操纵兑票并得以聚敛巨额财富者)，那么这些人却与欧洲资本主义初期的企业大老板们毫无共同之处。他们的活动也似乎是与纳税的农庄，而不是与交纳国家固定税的私有企业相似。他们都希望给予自己半官方的特征，不是试图反对官府，相反却是作出努力以尽可能地与此结合起来。

　　▲注重礼仪的中国人

　　他们贪图官号与公职(这些人在国家处于困难时便向帝国捐献大量金钱)，其理想是与高级文人官吏们平起平坐。他们搜集书籍字画，充当文学艺术的赞助人。这些人生活于豪华之中，受占统治地位的伦理道德之驱使，想使其亲属们富裕起来。政治功能凌驾于其他一切的特性之上、中国社会的特殊历史经历，便解释了这些传统性的行为。每一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亮点。但当解释中国对于自身现代化之无能为力时，大家可能正是忘记了这一点，而指责其政治制度和在经济方面的传统。但全面权衡，中华帝国的制度并不比其他许多制度更令人憎恶。

　　同治年间(1862~1875年)的统治者们，善于表现其精力、积极能动性和才学，他们的业绩是不容忽略的。他们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时代背景和缺乏最高领导，而不是一种本质上的无能。中国新的工业企业受到了良好的保护，它们本来是能够得到发展的。它们的数量很大，本来足以改变传统经济与行为的面貌。

　　▲同治皇帝剧照

　　自由企业的发展并不是拯救中国的必备条件。在我们今天向着集体化和国家经济形式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社会更为接近其古代传统，它始终忠于其独有的民族特征。以类似的方式采纳模仿西方国家议会制的做法，后来也显得没有意义了。这绝不是因为中国对于自由民主尚不“成熟”，而是因为这种借鉴的制度与中国的传统格格不入。

　　结语

　　自由企业和自由民主是西方民族特有的发展结果。如果认为所有社会都必须经过西方一劳永逸地提供的一种直线性发展的所有阶段，那就是对于诸文明的差异性及其固有特征一无所知。